台北近日發生的無差別攻擊事件震動社會，讓許多民眾感到恐懼、不安與憤怒，也引發各界高度關注與討論。如何在強烈情緒之中，回到理性、有效且具長期意義的公共因應方向，是社會此刻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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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台灣過去學界針對歷年案件，並結合國際經驗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，《陌生者間（含隨機）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》指出，真正符合「無差別殺人」定義的案件，在整體殺人犯罪中所占比例極低，屬於低發生率但高衝擊的極端事件。
研究亦顯示，在多項人格特質與精神健康指標上，無差別殺人者與其他類型殺人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，顯示此類行為並無法簡化為單一精神疾病或某一種人格特質的問題。
也就是說，現今不少論者提及的「反社會人格」這件事情，是沒有辦法去標定哪種人可能犯下「無差別殺人」的；頂多，這是暴力犯罪的一個風險指標，但很難去標定特定的暴力犯罪樣態。
就此點而言，台灣的研究跟國際間的研究結果很一致。事發之後，有媒體記者打電話來詢問「反社會人格」的資訊。我的回答是：對行凶者目前所知道的資訊，很難有充足的資料證明他有反社會人格；而且就算他是，以反社會人格的盛行率（1%～3%）來說，也很難說這就是行動的決定性因素。
相反地，研究發現行為者往往具有長期累積的「生命風險歷程」，包括高風險家庭背景、社會支持斷裂、親密關係薄弱、教育中輟或社會邊緣化經驗等結構性因素，而非單一、突發的心理狀態。
但就生命歷程受挫來說，在現代社會中受挫的靈魂太多了。不是每個受挫的靈魂最終都會走上這條路，這是如何疊加最後產生的傷亡悲劇，都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料跟分析，才會有更篤定的答案。
在有足夠的研究與理解之前，人人都可以用寬慰自己或說服自己的角度來解釋，或許看來言之成理；但這些臆測與推理，並不會是這個案子的本來面貌。
過早將事件歸因於某一個人或某一類群體，不僅缺乏實證上的區辨力，也可能導致汙名化與政策方向的誤判。
因此，無論在學術界或實務界，皆一再強調，在事件發生後、行凶者的動機與情境尚未充分釐清之前，若過早簡化歸因、類比，或匆促提出結論，可能造成資源錯置、汙名特定族群、放大社會恐慌與仇恨情緒，並干擾真正有效的風險預防與社會修復工作。
別再為行凶者增加聲量，也別為模仿犯提供行動指引
此外，國際研究亦指出，大規模或無差別暴力行為者中，部分個體可能期待透過媒體曝光獲得注意或象徵性的存在感。
在此情況下，若媒體或網路平台高度重複呈現加害者姓名、影像、行動宣言，或以情緒化敘事方式反覆傳播相關內容，可能在極少數高度脆弱的個體中形成模仿效應或催化因素。
因此，相關事件的報導與網路訊息傳播，必須更加謹慎，避免不必要的焦點放大，尊重受害者與社區，同時避免將加害者塑造成敘事核心或象徵人物。
實務與研究皆建議，媒體應避免重複播放刺激性畫面，慎用加害者姓名，避免過度敘事化報導，將重點放在事實說明、公共安全回應與復原資源的介紹。
網路平台亦可加強監測預告行動式的貼文、崇拜過去類似案件凶手等風險訊號，並建立通報與干預機制，以協助早期識別潛在風險並降低模仿行為的可能性，這也是國際間「No Notoriety」（拒絕惡名）倡議行動與專家強調的方向。
